张艺谋谈超生：我曾承诺父亲一定要生儿子

　　时代周报5月21日报道 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只是一个执着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认知，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的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我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过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Gucci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像哈伦裤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Prada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他私人定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日本人有一句俗语，叫被时间忘记的人，指那些样子心态永远也不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活成一个奇迹，活成一个雕像。这样的人，日本很多，中国很少，很少里面张艺谋应该算一个，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生于1950年，他身材样貌和30年前拍《老井》时并无二致。“我是闲不住的人。”据说他保持状态的秘诀就是少吃多干。他长年处在超负荷劳动中，看片开会谈事讨论局面，特别是和前任搭挡张伟平分开之后，他一面要拍《归来》，一面要同人谈剧本，一面还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东家，一面还要面对无锡市计生局雪片一般发来的罚款通碟，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舆论围攻。可是任尔东南西北风，张艺谋也挺了过来，“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他淡淡地说。

　　从偶像成靶子

　　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比“头发丝”还要惊险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苦巴巴从咸阳棉纺八厂里挣脱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处于男人30-40岁这个最好的时光里，飞扬个性，勇猛精进，成为最好的摄影师，当上了影帝，拿到了柏林金熊奖，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80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因此，不论是过度解读还是可以营销，新片《归来》从第一次露面开始，就被认为是对80年代的张艺谋的回归。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睐，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电影版、美剧版)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电视剧版 电影版)和《三枪》为他带来的巨大职业讽刺，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辨，正邪难分。

　　“我的这个模样，我的这个样子，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来。其实，我还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个老顽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愿意尝试的心态。”对于自己忽左忽右的思想取向，他显然没有太多纠结：“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事实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的，张艺谋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欢迅速将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欢在手艺里找到那份实实在在的快感，“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银幕，4K，3D。”他一直平稳的声音在最后陡然有了一点拔高，脸上眉飞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那些追随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敬意，作为一个西北男人，执固和骄傲是他们的本分。

　　电影手艺匠人

　　这其中有作为名人的张艺谋，对于媒体，他打得一套极精到的太极拳，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具有强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离在安全线之外。还有作为西北人张艺谋时的那份血性的刚硬，新片《归来》开始就开诚布公，这部片子我们不谈票房，他把“为什么不直面‘文革’”的问题用更平静却意义严厉地抛回给记者，那后面的意思是难道只有“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就最牛吗？”当然还有一个旧派男人的老实与真诚，提到巩俐的时候会不自然地沉默和回避，当然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会坦然承认她一直是他的缪斯。除此之外他还有平常男人的那种平凡的自得，比如他把他的潮归结于“我有个80后的太太”，他甚至不回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

　　“你一生能认识几个人？大部分人不会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说你是大师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拍的这太小儿科了，什么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负担。”

　　“时代变了。”在采访中，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同样的话，但对于时代变了，他没有别的50后导演那种痛心疾首，他看上去有些微惆怅但看得出很开心，“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洒脱”，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没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体也很好，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拍的时间还很长。”他平静地说，那语气里丝毫没有中国现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气，而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热，“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教父”

　　时代周报：《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

　　时代周报：《归来》是不是你的精神指向？

　　张艺谋：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美学的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市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往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外在的东西，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

　　时代周报：我们看过原著会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现在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都抱着很大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张艺谋有没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现状，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彻底放开了，人们看了第一个猛烈抨击旧时代的作品，会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渐渐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拍某一段特殊时期，艺术家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背景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80年代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那回到80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了吗？

　　张艺谋：我不敢说80年代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另外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现在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得很强烈。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的东西，是一种力量。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你的80年代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1982年毕业，到1989年、19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我自己是这样，我看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未来要从票房弄潮儿中产生大师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呢？

　　张艺谋：我这么看中国电影。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没有商业电影的强大的创作力量、年轻导演。我们肯定这些东西、这些座位都是给好莱坞留的。到了00后的观众，会培养起一批好莱坞的年轻观众。这个口味就只吃好莱坞，别的不再吃了。在台湾和香港就是例子。所以，我自己不是年轻导演，但我也愿意跟上，去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拍好，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未来一定要从票房的弄潮儿中产生大师级的人，否则这个市场就被好莱坞拿走了。第二就是回到价值观上。其实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我也没办法解释。只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拍好，有时候是在学习，也有自己迷失的地方。但我个人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我认为你是被某些人绑架了。

　　张艺谋：也许。所以，无法去解释。今天拍《归来》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过去的我拍了一个心仪的电影。不是我突然变了姿态，不是我突然浪子回头了。

　　“我是个接地气的人”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也会喜欢好看的表。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有一个家庭”。

　　时代周报：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他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所以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时代周报：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最早是因为我父亲，19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我记得我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我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说没有问题。那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后来我老爸觉得可行，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他是肺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时代周报：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俩就没话。我不会，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跟他妈妈照顾。但我从来不板脸。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这是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已经很大了。这些问题孩子都知道，同学们都知道，所以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时代周报：会问你吗？

　　张艺谋：不是，问他妈妈。比如现在，你出去以后，老百姓拿手机冲上来跟你拍，小孩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他妈妈。他妈妈经常会解释，或者我经常给孩子解释一些轻描淡写的东西，但这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尽量吧。